(づ￣ 3￣)づ不懂就别看算了

税制变迁映射中国道路2010-02-18 10:23:27　来源: 南风窗(广州)　跟贴 306 条 手机看新闻

其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组合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应对国内经济的大幅下滑。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确使得国内经济出现了迅速的反弹，但在同时也滋生出诸多的隐患，如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的风险，以及经济复苏“重量轻质”的担忧。

公共财政应成为二次改革

先行目标

其实积极财政政策，实质就是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公务员群体等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不可否认，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部分官员的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特权财政，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应当说现在的改革局面要比1990年代好得多。现在中央政府已经积聚了相当大的财力，有能力来进行改革。但为什么就是改革不动？例如社会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用不到社会改革上去。为什么？很明显，既得利益主导改革，他们不想把钱用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上去。

本来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给与中国一个机会来克服既得利益，从而使得中国的改革得到一个新机会。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这次危机的机会来巩固他们本身的利益。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既得利益获得了一次机会，但改革则失去了一次机会。

国内的非税收入在持续高涨，企业税负也有所恶化，目前财政“增支”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也会被“增收”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丧失其政策本意。“增收增支”无非是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变成了政府的收入；将原属于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投资，经政府部门之手变成了消费、投资。政府部门征收、分配和转移更多的财政收入，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的风险和财政资源的浪费，更会成为在经济低迷期中政府“扩权”的工具。

政府依靠财政增收持续扩权的现象已成为近年的一个趋势。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以1995年为起点，截至2007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增长了6倍左右！这就无怪乎目前国内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要远低于美国，甚至俄罗斯、巴西等国了。在此过程中，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得以明显加强。

由此可见，虽然会在短期内，“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复苏，但却会为长期经济增长带来很多潜在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使经济改革出现倒退。

一般来讲，税收体制（尤其是累进制的所得税体系）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对经济活动的过度繁荣和衰退萧条做出自动反应，从而达到自动减轻经济波动的幅度。其中的原理在于，经济过度繁荣、通货膨胀时，由于税基扩大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扩大，税收收入的增加将超过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抑制需求的效果。反之，当经济萧条时，税基减少和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减少，就会使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超过国民经济下降的幅度，则会抵消一部分因居民收入导致的需求减少的消极效果。

观察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财政状况，正是遵从以上的逻辑。在“被动”的财政收入萎缩之外，“主动”的大规模减税也是成熟经济体在面对经济下行时，挽救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2008年初，香港特区政府便公布了总额高达400亿港元、惠及全港市民的减税和补助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美国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约1000亿和275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普惠美国民众。可以想见，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经济体的民众和企业都要受益于税负的减轻，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通胀周期，还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下滑期，都未见政府出台普惠的、大规模的减税措施。显然，中国的税负较重，与民间消费低迷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因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应体现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应该大规模减税。对中国政府来说，“减收”比“增支”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能够减轻企业和民众本已沉重的税收负担，由此刺激民间消费和投资；还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型，以及国内的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向“公共财政”转变。

抽水式的财政分肥走到尽头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30多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纵向上看，中国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几乎都在这三根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随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深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国有企业。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政府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2009年年底以来房地产调控的本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2009年地方性群体事件频出正是县乡经济颓败土壤上恶之花。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

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体系内对要素资源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财富再分配考验财政变革

地方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引擎。中国2009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热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在其背后，浮现出的是困扰中国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政府体系。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30多年的脆弱平衡。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土地是各级政府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政府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政府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很明显，中央高层是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在2009年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要把调结构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然而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3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

留心观察不难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收效甚微，中国经济深深地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无法乐观。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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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地址：http://focus.news.163.com/10/0218/10/5VQ2IGS600011SM9.html

来源于转载，不代表本人观点！

春晚小品捅破了中国出口创汇真相

今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郭达、郭笑、蔡明的小品《家有毕业生》，道出了中国出口补贴中长期被遮盖的内幕真相：

郭达：姑娘，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郭笑：一块钱一斤进货。


郭达：多少钱一斤外卖呀？


郭笑：一块钱一斤往外卖。


郭达：你干赚吆喝呀？


郭达转向蔡明：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郭达：姑娘啊，你一块钱进一块钱出，这中间但凡少一点份量，你不就赔了嘛。


郭笑：赔不了，我卖一斤土豆，有人补助我三毛钱！


郭达：她碰上傻子了......


十分惊讶负责审查的领导们怎么偏偏把这一段敏感段落给漏审了。这个小品中的这段台词不正是隐射中国的财政政策中的以出口创汇为纲的出口补贴 政策是个“缺心眼”和“傻子”政策吗？这么明显的影射也会审漏，看来我们的审查官员素质得上一个台阶才行啊。不过，我们也得体恤审查领导们日理万机的工作 状态，百密也有一疏。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2008年仅中石化一家公司获得亏损补贴就达到 123亿人民币。


中国如今在彻底摧毁“劫富济贫”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古往今来世所罕见的“劫贫济富”“劫内济外”的反向调节制度，把商品高价卖给本国人 民，低价卖给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期间差额由国家财政发放出口补贴。财政补贴资金的来源，则依靠对国内老百姓购买商品时进行高额加价征收。

最近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汽油贱卖事件，向人们展示了商品在国人和洋人之间差价是何等之大，由此造成的中国老百姓财富损失是何等惊人。继贱卖银 行、贱卖股票引起国人的愤怒和痛苦之后，人们在贱卖汽油问题上再次感受到了这种愤怒和痛苦，中国把国内销售6.66元/升的汽油，以2.4元/升的价格出 口国外，其间差价超过2.8倍。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中国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要比外国人多付2.8倍的价钱。根据2008和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推 算，2008和2009年两年出口成品油约4500万吨，折合汽油约560亿升，按照每升汽油内外差价4.26元计算，洋人获取价差收益超过2400亿 元。再看中国人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更是惊人，同样按照前三个季度推算，2008年我国成品油产量约20800万吨，扣除出口约2300万吨，国内销售约 18500万吨，折合汽油约2300亿升，价差接近1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人购买本国汽油比外国人多付近万亿元。由此可以看出价格这个分配工具强大的财 富转移功能，仅汽油消费这一项一年差价就超过上万亿元，两年向外商转移财富超过2400亿元。

在此千万不要以为仅仅是汽油的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中国所有商品的出口价格都远远低于国内价格；并且不仅仅是中国生产的商品，包括美国生产的商品 也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生产的商品还是美国生产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价格都要高于美国的销售价格。相比之下，汽油的中外差价幅度还算是比较小的，其 它绝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差价幅度更是惊人。

按照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高于出口价格4倍。可是，即便个高于出口价格4倍的零售价格，仍然低于国内同一商品 的零售价格，可见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已经低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由此形成的巨额财富转移该是多么惊人。2008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10.8万亿元，出口商品总额1428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7万亿元，出口商品总额接近国内商品总额。可是，如果按照成品油的国内零售价格高于出口 价格约2.8倍计算，外商用9.7万亿货币买走的中国商品，折合成为国内零售价格相当于27万亿元；换一个角度来说，国内老百姓用10.8万亿货币买入的 商品，按照出口价格计算仅相当于3.8万亿元。可见，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都通过这个价格差额被西方国家拿走了。通过这种价格管道，中国老百姓血汗创 造的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了西方国家，让所有西方国家的所有家庭，都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利益。中国的廉价商品，廉价资源，廉价股票，廉价 企业，廉价劳动力等等，已成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发展虚拟经济、建立透支性消费体系的物质基础。

年底大盘点，西方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呼“感谢中国”；美国媒体甚至把中国总理列为改变美国经济的十大人物中唯一的外国人；《时代周刊》更是把 中国工人列为2009世界十大新闻亚军。元旦前后，中国央视新闻几乎连篇累牍地引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高度赞扬，西方媒体竞相用各种方式盛赞中国经 济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确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前西方国家是高工资高物价，中国则是低工资低物价。中国改革开放 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把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了分配关系的重新组合，把西方国家的高物价般到了中国，与中国的低工资结合在了一起；把中国的低物价 般到了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高工资结合在了一起； 进而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昨天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谈到美国的物价之低，比30多年前美国人谈到中 国物价之低，还要更加感慨。


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 距。1980年美国人均收入是1.02万美元，中国是190美元，相差约54倍。由于中国是低工资低物价，所以在收入相差54倍的情况下，中国工人也如同 美国工人一样，独自一人就能够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2008年美国人均收入3.76万美元，中国是1100美元，相差34倍，货币收入差距缩短了三分之 一还多。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 奶奶来接济。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 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就是因为把西方发达国家原有的高物价搬到了中国，与中国低工资甚至是超低工作结合在了一 起。从而使中国工人养活家庭的能力下降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低水平。

就以汽油为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小时工资78美元，折合人民币530多元，按照美国汽油价格4.58元/升（人民币）计算，美国工人一小时工 资能购买115升汽油；而中国奇瑞汽车工人小时工资是10元，只能购买1.5升汽油，如果像美国那样汽油价格中再包含过路过桥费，那么连一升汽油也买不 了。这其间的差距已经不再是贫与富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越了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差距。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美两国汽油的原料成本大体相同，都是来自于统一的 国际原油价格，劳动力成本则是美国几十倍地高于中国，按理说美国的汽油价格应该远远高于中国才对，可是比白日见鬼还要不可思议的，却是美国汽油价格大大低 于中国。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人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的美国商品，销售价格却远远低于中国，而人力成本远远低于美国的中国商品，销售价格却远远高于美 国？


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 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美国汽油价格低于中国，是中美两国财政共同补贴的结果。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 对企业发放。2008年仅中石化一家公司获得亏损补贴就达到123亿人民币。这些钱一方面被公司内部官僚挥霍掉了，中石化老总陈同海日均消费超过4万元， 甚至连嫖娼都用飞机空运俄罗斯小姐； 另一方面以低价销售的方式补贴给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美国政府不是像中国这样，直接向石化企业发放财政补贴，但是，美国政府用来平抑油价的战略石油 储备，是依靠国家财政支撑的，仍然属于一种财政补贴，只是补贴的对象，不是企业而是国民。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美国财政补贴的资金，来自于中国购买 的美国国债，所以归根到底，美国的财政补贴也来自于中国。都是来自于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 果。中石化在为贱卖汽油辩护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出了中国惊人的高额税收。中石化聘请的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内汽油销售价格高于出口价格2.8倍，其 间4.26元的差价是政丨府税收形成的，据此认为6.66元的国内销售价格与2.4元的出口价格之间不具有可比性，6.66元卖给本国人和2.4元卖给外 国人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与此前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银行股内外差价的解释完全相同。当时中国银监会解释说，把银行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并不低；中 国证监会则解释说，把银行的股票十几元卖给本国人并不高。中石化如此解释的本意是要为自己解脱，把中外巨大差价的责任推给政府，却无意间暴露了一个令人无 比震惊的事实，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 品本身近1.8倍。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元钱的消费品，同时还要另外缴纳1.8元的税收，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 高在上。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


中国每出口一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大约1比7的比例增发7元人民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 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 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就有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 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 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即所谓通货膨胀。结果就是中国 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 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 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 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 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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