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大国崛起背后：《国人未富先懒: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

专家解读大国崛起背后：《国人未富先懒: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你不得不佩服《新周刊》的犀利
来源： 冯陵的日志






新周刊2009021期封面



PS: 这是新周刊去年11月的文章，针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提出“上行受阻、阶层板结“的观点。与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断裂“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下是原文，不妨回顾以下：



上行受阻的社会和正在板结的阶层

未富先懒

改革开放好是好，只是机会在减少。

“大国崛起”的背后，三大社会现实如同暗礁，成为中国人追求财富和理想生活之敌：

一是上行遇阻的社会。个人上行之路遇到阻碍，从户籍政策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的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

二是正在板结的阶层。现在有十大阶层和1838种职业，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但贫富悬殊拉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成为与公众争利的利益集团。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到富有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阶层落差过渡到富二代和穷二代，财富和贫穷都被世袭，阶层对立与仇视日益加重。

三是未富先懒的社会状态。进取的动力和机制保障缺失，与未富先懒相关的“逆发展”现象流行：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宅、未富先炫、未富先疲、未富先赌……

重新审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如何让“天道酬勤”继续有效？《新周刊》求解于14位专家。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经济学家郎咸平说：要解决权力与财富勾结对公共产品掠夺的问题。

而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进行艰难而深入的改革。

从穷忙到穷懒

三个词可以概括社会现状：未富先懒、上行遇阻、阶层板结。以前是穷忙，现在是穷懒；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文/陈旧

为什么未富先懒？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层开明官员是30年改革开放之龙头，龙头带动龙身，饱含个人发展欲望的城市与农村贫民跟从，改革开放因此波澜壮阔。2007年，《新周刊》为中国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钱”高居首位。求发展、谋富裕是30年国人个人发展的主题关键词。

30年改革之路近半，当年的高层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权力财富在握，斗志消减。更可怕的是，他们极有可能因获取垄断利益、社会主宰权力与话语权，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绊脚石。龙头慢下来，龙身的步伐也随之停滞。而且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强，操控范围之广，已阻碍了企业或个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懒”成为上行遇阻社会的最常见景象。

一些官员未富先贪。河南商城、宁夏泾源、安徽颍上等国家级贫困县相继成腐败高发区，官员贪腐之恶劣程度，较发达县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35岁现象”：根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08年发布的职务犯罪报告，2003年至2007年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在重庆市的职务犯罪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15%左右，超过了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嫌疑人的8.49%。官员腐败的年轻化与基层化，证明了官场腐败进入新阶段：靠这样的贪腐官员，如何领导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在与国企央企的较量中，民营企业未富先败，曾是改革开放主力军的企业家们发现“天花板”无处不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与银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面前，他们毫无自保能力。国家4万亿的投资投放下去，获益者皆为国企央企或背景企业，民企连残羹剩水都分不到。聪明的企业家如万科王石、蒙牛牛根生，为自己戴上了“红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国企挤压得空间全无。2009年9月，亏损的山东钢铁为何能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因为前者为国企，根正苗红，收购身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顺。民企痴心妄想要收购国企的也不是没有，建龙的陈国军就因此被数千名通钢职工活活打死。

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未富先撤：产业投资利润微薄而风险巨大，他们只好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庆后就是这么做的；要么转战于国内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与温州炒房团——中国最赫赫有名的两大炒房主力军，前面遭遇国进民退式堵截，后面是产能过剩的围堵，唯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产领域了，再配合央企们圈地为王的动作，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被种下被恶炒的种子。

回归到个人层面，那只能未富先堕了，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以前是穷忙，越穷越忙，现在是穷懒，越懒越穷；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上行遇阻的社会

为什么上行遇阻？因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出现，起点的不平等造成了结局的不平等。

身处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人人都被上行之社会所裹挟，有意无意展开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快步走。个人生涯与国运密切相关，人人积极进取，个个都有上升空间与成长机会，天生都是于连·索黑尔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30年中国个体命运的诡谲波折，为近300年内所仅见：首富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阶下囚；是金子总会发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却又来袭；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风流的活剧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责其过程的粗鄙、简陋与荒谬之处，但无可否认：那种种渴望改变个体命运的蓬勃意志、种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壮举、代表自由精神的观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如今，社会大局初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中国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权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开放，放权让利，放开搞活，都有一个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中国的经验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现实却是国家的权力边界越来越大，个体的个人空间越来越小。

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几度难产，数次机构改革之后都难逃“精简—膨胀—再精简—更膨胀”的恶圈，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近1/4的人口尚不算难事，难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长，数倍于9%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尚难以支撑这个世界上队伍最庞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经济海啸一来，财政收入吃紧，地方政府除了卖地就是卖地，税务总局高喊“加强税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场剪羊毛运动开始了。央企等国家队有天然免死金牌，受伤的依然是中小企业和中下阶层。不要谈还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还产于民都难以实现：土地名为国有，却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开发成房子卖给老百姓还要课以重税。

垄断国企打着“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干的却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中移动日赚3.1亿元，工商银行成世界最赚钱银行，靠的都是垄断这块牌牌。

中国是一个精英性特征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资源和利益被少数精英集团所垄断，那种遵循“沉默的大多数”原则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则面目模糊，话语全无。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几年来名义上都未见提升，更何况实际价值的下降！这直接决定了一旦失业，他们还是农民，只能离开他们辛苦建设和精心维护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体和社会学家热衷的“白领”、“金领”、“中产”等美丽标签，在脆弱现实面前，看上去似乎是个误会。的确，中国中间阶层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对于这些上行社会的生力军来说，从毕业到工作，从成家到养家，从结婚到生子，从接受教育到找工作，从买房到生病，他们面临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碍：如户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陈旧、企业用人制度落后、劳资关系紧张、医疗费用昂贵、社会保险保障严重缺失等等。

显而易见的现实是：近10年来，伴随着房价市场化、医疗教育产业化、社会保障空白化，大多数中国人的大半生辛劳所得，已被银行、房地产商、教育部门、医疗部门悉数拿走。的确，社会学家所谈的理想中橄榄型社会要求更多的中间阶层，但在上行中的中国，这个还没真正到来的中间阶层正在开始集体下沉。

阶层板结的社会

为什么阶层板结？因为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我们曾经自豪于新中国头30年时期的无阶层差别：依靠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社会形成了简单而差异不大的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两个阶层(干部、知识分子)，这也是一种板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也曾兴奋于改革开放后30年阶层混乱时期的活力景象，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那种社会布朗运动的无序状态是创业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义者诞生的丰富土壤。

但不过30年，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的难题：改革开放把工农兵学商变成了现在的十大阶层，但其中的真实逻辑却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中国又重回古代到现代以来一直沿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下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二者之间其实一直缺乏一种比较精确有效率的制度来进行“数目字上的联系”，中间阶层始终难以出现。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是当下现实。社会的垂直移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层面的移动，MBA班的精英们身家数以亿计，廉租屋的邻居们只求温饱。权力可最终转化为财富或名声，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释重庆黑社会窝案中的夜总会“警方干股”，或华谊李冰冰仅为别人1/50的持股成本？

在欠缺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的社会机制之下，贫富差距的加大，只会导致阶层的分化乃至板结。财富分化进而影响到包括教育、居住环境、休闲、视野在内的诸多资源，阶层落差从一代人过渡到下一代人身上，财富和贫穷都将被世袭。

赢者通吃(更准确的说法是权者通吃)的逻辑则让竞争者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一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甚至连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气的机会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富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穷人们却只能被动接受。显然，他们既没有生存权，又欠缺发展权。

为数不多的几种上行跃升方式也看似机会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却也有猫腻(重庆高考乱加分案)；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已足以让农家子弟却步；而毕业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创业无门，欠缺经验、资金和技术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话再也难现；报考公务员难于上青天，没有权力背景，你亦难以在官场获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嫁来改变命运，但每个人总有保质期，你不见90后都出来混了吗？

连影视剧也开始心态炎凉起来：台剧韩剧宝莱坞里常见的丑小丫邂逅王子、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私奔的桥段从来欠奉，有的只是孔雀男配凤凰女的人间悲剧，其潜台词不言而喻：门当方可户对，浪漫总要建筑在物质之上。

当然你还可以中中彩票实现财富梦，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让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笼上阴影。贫富分区居住的倡议一出炉，就招致众口非议，但事实正在形成：中国的贫民窟甚至更难走出百万富翁，留给他们的资源和机会，已经不多。

适逢举国同庆60大庆，展望下一个60年之际，“未富先懒”是庆贺声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奋斗劲头，悄然萎靡。不解决龙头不舞、龙身下陷、龙尾没奔头的局面，遑论大国崛起，大国民崛起了。


经济学家郎咸平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

反垄断：中国人要补西方一百多年前的课

当下社会阶层板结，“富二代”不愿接班，“农二代”不愿打苦工，国进民退，产业升级乏力，企业炒作之风盛行，缺乏创新动力……上行社会受阻，中国巨龙需要摆正龙头、龙身与龙尾关系，龙头不动，龙尾必懒。如何突破这个上行的瓶颈？

采访/肖锋

有评论说，4万亿没能砸出企业创新动力，只砸出国企地王现象。应设立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对其减免税，让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如何摆正产业升级龙头、龙身与龙尾的关系？

请问谁是“龙头”？我们现在是“龙尾”跟“龙尾”的关系，没有“龙头”。城市里的企业做的事情跟乡镇企业差不多，就是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你叫它升级，目前看不出来。叫国营企业创新？它创什么新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国营企业是资源垄断型的，不要亏就不错了。投入4万亿时，我就讲了，这个钱应该全数用在民营经济，只有民营经济赚了更多的钱，才能升级。它们负担了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雇佣量，才能够消化大批农民工，而不是投入建富丽堂皇的高速公路体系，结果没车在上面跑。

今天的高房价是过去30年中国人创造的利润造成的，如果一旦这个利润没有了，今天的高房价就是在透支！

产业升级并不是指都去搞高科技。国家强大真正的来源是企业利润，而现在我国制造业的利润几乎接近于零。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利润近几年每况愈下？因为原材料控制在美国华尔街手里，比如油价，而销售渠道——我们说“6+1”，人家控制6、我们控制1——则控制在产业资本手里，所以我们的制造业利润两头受控，已经被人家压榨干了。中国年轻一代，辛苦半天，创造的人均利润为零，怎么养家，怎么养老人呢？

所以产业升级，从做茶杯到做芯片，利润是有所提高，但请问芯片的原材料由谁控制？销售又是由谁控制？如果原材料又是被金融资本控制，销售又是被产业资本控制，你的制造利润又会被人家吸干的！

不管是制造芯片还是袜子，我们应该一边把原材料夺回来，一边把销售夺回来，这样才能提高人均利润。不是一味高科技、高科技，而是应把“6+1”的那个6夺回来。部分产业可以讲升级，茶杯、袜子怎么升级呀？唯一的出路是往两边拓展。包括高科技也要往两边拓展，拿到原材料权和销售权。否则，即使是高科技也会被压榨干的。西方是通过销售和石油等原材料两边剥削我们。

垄断集团不愿出让垄断领域，民企又创新乏力，都跑去炒股炒房，怎么解开这个死结？

这要回到一百多年前。1890年，美国提出《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就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还是一个资本家的垄断理念。微软的比尔·盖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要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西方叫慈善资本主义。

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美国政府从1890年就开始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要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有了这样的游戏规则，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时代一样，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有了这个法治化的社会秩序，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这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盲目地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似西欧那样的以大吃小、以强欺弱的覆辙。

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可以发传票，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地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当下“富二代”不愿做实业，“农二代”不愿打工，中国的“二代”们应该继承他们父辈的价值观吗？

“富二代”不喜欢继承父亲的工厂，他们觉得赚那么少钱，太辛苦了。他们对什么金融、房地产啦，艺术品甚至演艺界更有兴趣。但是你想想，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基础，这个国家怎么能够生存？

“农二代”也不想做工了。我现在简直不敢想象，10年、20年之后，中国未来应该有什么样的企业发展战略，我现在非常惶恐。我很担心你所说这个国未富人先懒的现象。

这怎么办呢？农民工进城是很可怜的，他是单打独斗的，既没有父辈的庇荫，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更没有学术上的优势，一进城必定是弱势群体。这么庞大的人口成为弱势群体是非常可怕的，当这些人对前途丧失希望，而他又有很强烈的欲望，想结婚，想生子，想有成就，社会矛盾就来了，抢劫之类的事情都会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你不给他希望，就会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时炸弹。

“富二代”是不是纨绔子弟，能不能够传承财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与财富结合之后会不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这个事情在别的国家已经发生过上百年了。这也是马克思想解决的问题。几百年来的政治学、社会学，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个权力与财富勾结的问题。

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一定是财富以及权力的结合才有可能掠夺，就是财富与权力的问题。

1867年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到了1875年跟1890年英国与美国相继推出了一些法案，就是英国的《衡平法》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来解决这个权力跟财富之间的矛盾，把注意力放在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上。怎么节制资本家呢？简单地讲就是让资本家光荣地退出，把他的公司变成大众持股，转由职业经理人去经营，为大众创造财富。这只是它的技术手法，背后本质意义就是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更富裕。

所以，不能简单地去谴责谁懒、谁不创业，社会应该给人们公平、公开的机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民众财富。

社会学家称，中国的“421”人口结构将导致社保负担空前加重。今天，“未富先老”又遭遇“未富先懒”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判断：一是202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终结，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维持；另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将基本完成，拉动现在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力行将消失——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先决条件呢？——就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一部分人的财富可以增加，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从不论是社会主义或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公平都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除了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限制权贵集团外，教育是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的另一条路径。搞教育产业化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断送了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无论他多么的优秀，都无法进入清华、北大。所以这种教育改革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针对你所提人口红利终结、未富先老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个人生产力，个人从能做1件衣服到能做10件，或提高它的附加值，这样才能解决这个养老的问题。提高个人生产力，关键在提高人口质量。





懒人拥有后发优势

下一步的机会在哪里？

上世纪80年代的机会在沿海，90年代的机会在下海，21世纪头10年的机会在互联网蓝海。2009年之后，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文/胡赳赳

“未富先懒”针对个人，“上行受阻”针对社群，“阶层板结”针对一个业已成形的社会集合。资源分配完毕、城市容量饱和、就业能力固化、新经济已被玩旧、老国企继续当道。现在的中国人前景，虽未引发“破窗效应”，但已出现“天花板现象”。

中国有多强？《时代》周刊说：中国生产着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和鞋子，世界60%的手机、55%的DVD机、一半的数码相机、30%的个人电脑和75%的儿童玩具。如今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不久前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在明年超越日本，而在2020年将超越美国。

强大的中国，是壳；富裕的民众，才是本。国富民强才是完整的中国梦。

国富民不强——还富于民

举国盛况办奥运迎国庆，跟平民口袋关系不大，算完账一看，都是花钱的事——国家真有钱。财政部年初制定的目标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6.5万亿元，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5.4万亿元。有一位白领向朋友诉苦说：“我每年的个人所得税都要给国家交两万元，太高，还不如少干点。”这是典型的“未富先懒”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汪同三表示，2009年GDP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3%，超过了“保八”任务的要求，2010年增长速度会恢复到9%甚至更高一点。

几年前，沿海城市尝试过给市民“发红包”，也有媒体叫嚷国企要给人民“分红”，这都是“红眼病”，国家有钱了，不吐点出来人民不高兴。经济危机一来，缓解了这种争端，同舟共济，再创佳绩。有人曾戏言，总统是美国最大的CEO，中国也有最大的老板，就是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

人们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教育事业产业化、医疗事业产业化、房地产产业主导化，你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模式：赚钱买房、赚钱负担孩子教育、赚钱负担全家人的健康。睁开眼睛一看，未富先老了，等把这几件大事落实完，人也就该再闭眼了。

要是有人不玩这个游戏呢？改革开放30年时，有专家探讨过这个命题：改革为何失去了动力？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放开一点、搞活一点，经济就上来了，人们就富裕了。但再怎么改，个体的命运依然是在可以望得见的轨道上运行，洗牌已经洗过一轮，混沌期已过。

如何还富于民？无外乎三：一是增加民众收入，调整税收的合理性；二是让民众少花钱，降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比重，义务教育不收费和农业税停收都是良好而积极信号；三是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应倾向于提高民众生活的舒适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当民众手里有了钱，整个经济消费体系才能继续水涨船高。而现在，房价高企已使得整个消费体系变得畸形，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供房，损害了其他领域的消费。一旦买了房，也就安稳过日子，没有继续奋斗的目标了。

中国人的三大欲望是：更多的钱、环游世界、中国世界第一。可见中国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国际视野和上行动力，但在钱的问题上的现实际遇又让他们伤透了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

东部易富，有富的传统；沿海易富，有富的资源；特区好富，有富的政策。西部易富吗？也能出蒙牛、伊利、鄂尔多斯。现在有个说法是“后发优势”，越没被开发的资源越具有后来居上的优势。最近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倒是热热闹闹，赚足眼球。但是西部大开发10年了，成绩单显然不令人满意。只有当东部、南部的资源、环境和机遇透支完毕后，人们才会把新的机遇转向西部。而这，其实正在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后发优势。

还有个问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买了房子，不止一套，每年都出国旅游，孩子上最优质的学校，花得起入校费；而你还是个工薪阶层，创业无果、兼职未遂，跑不过CPI、通胀、房价和个人所得税，沦为“穷忙”。将富未富的人则遭遇“伪中产”，股市吸金、房供套牢。“共同富裕”越来越像个假命题，富者支配更多资源，穷者承受更多压力。

多年前畅销的一本书《富爸爸，穷爸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钱的无知导致了如此之多的恐惧和贪婪的产生。一个医生，想多挣些钱来更好地养活家人，就提高了收费，这就使每个人的医疗支出增加。由于医生提高收费，则律师也提高收费；由于律师提高收费，学校老师也想增加收入，这就迫使政府提高税收。这样一环套一环，不久，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有了一条可怕的鸿沟，混乱就会爆发。当鸿沟大到了极点时，一个社会就会崩溃。”

美国同样身在其中，这种历史一再重演，因为人们没有以史为鉴。“我们只是记住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没有记住教训。”

有人在考虑，现今的中国还能不能诞生像潘石屹这样从平民奋斗起来的富豪，还能产生多少个潘石屹，会不会出现“先富杀后富”的情形？

事实上，未富先懒的一代人仍然有着“后发优势”，商业模式成型、产业技术成熟、创意产业方兴未艾，创业潮仍然铺天盖地。未富先懒者要学会在享受中创业，而不是着眼于挣钱的欲望。

后发优势在于个人的资源、经验和行动尚未变现，却与前人享受着同步的机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旦变现，很快就进入历史上新的平台期。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说，机会无处不在，尤将伴随着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每一步。是继续懒下去还是以懒待劳，就在于个人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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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颜昌海：美国人现在称呼中国为“纸龙” 2010-08-10 13:13 | (分类:默认分类)
近日，中国社科院坦承，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已失败，收益率完全追不上中国物价飞涨的速度，从2004到目前为止，养老基金的亏损额几乎增加一倍。许多投保人担心退休后血本无归。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从1997年改革后，就不断传出亏损问题。个人保户缴交部分，也长期被挪用作为发放退休人员养老金。事实上，截至2004年为止，中国养老基金的亏损已达7400亿人民币。而2010年7月中，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惊爆：中国养老基金亏损1万3千亿元人民币！

郑秉文表示，中国养老基金目前的“空账”已达1万3千亿元；所谓“空账”，是指养老基金长期存在的“名义账户”问题，也就是账户里虽然显示有金额，但实际要领的时候却没有钱可领，账户里原有的钱已经被挪用了。因此1万3千亿空账，实际上等于是亏损额。此外，中国养老基金的收益率只有不到2%，但消费者物价指数每年平均成长高达2.2%，造成养老金平均每年亏损上千亿元。郑秉文坦承，中国现行的所谓“统账结合养老保险模式”是失败的，功能失灵，难以实现市场化投资。

1990年代中国实行养老保险新制，改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社会统筹由任职单位负担，为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账户则由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2009年中国投保人数约为2.1亿人。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以基础养老金代替基本养老金，造成新加入的个人账户基金被挪用去支付当期养老费用，也就是由今天的缴费者去养昨天缴费的人，累积造成严重的个人账户亏损问题。

有消息预测，国家第12个5年发展规划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换句话说，中国将出现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15%，养老金的“空账”亏损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就算有国家兜底，最后还是得由全民埋单。不过，中国现在的财政赤字那么大，还有钱兜底吗？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珍教授指出，因为社保资金并非预算的一部分，资金到位困难，因此政府出面填补亏损的难度很高。

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一胎化政策，人口老龄化，及通膨加剧等问题，未来后果相当严重。

调查显示，目前保户对养老基金普遍缺乏信心，57%的保户认为最后还是得“靠自己养老”。听到养老基金严重亏损的民众，他们的共同反应都是：那以后怎么养老？！

以后怎么养老，对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已经成为巨大的拷问。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据《瞭望》周刊报道，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同时，由于部分群体存在隐性福利，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比公布的更高。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全世界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目前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造成如此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管理和体制的弊端。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而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比重的80%以上。而中国由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使得本该成为纳税主力的高收入阶层却往往成为漏税逃税大户，而不该纳税甚至应该成为政府补贴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了纳税主力。这种税制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税收本应起到的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官员曾解释说，对中国贫富差距的判断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大的重要原因。但有学者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恰恰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不仅不能成为基尼系数可以打“国情折扣”的理由，反而更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切实采取措施，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中国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切实惩治腐败，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30年来，中国大陆靠模仿、廉价劳工带来了所谓的经济奇迹，而GDP以全世界怀疑的速度也在年年增长，带来的结果却是：国家富了，老百姓穷了。穷困的老百姓们根本在老了以后，没有办法“靠自己”养老。

最近，中国黑龙江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陈永昌指出：中国基尼系数逼近危机线，富人太富，政府太大，穷人太穷。

那么，中国的穷人到底有多穷？有来自《华商报》2010年7月25日的报道为证。

报道说，西安华山厂49岁的工人潘鸿强，在车间用一把机床刀自杀。有着31年国有企业工龄的潘鸿强，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摺，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摺里只剩下0.46元。他还遗留两页“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他写道：“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记者戚小光拍摄的一部叫《女子宿舍》记录片，也可以为证。影片记录了一群女民工的最底层生活。这群女民工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个一天2元住宿费的女子宿舍里。……

而中国的富人到底有多富有？最近，有人冒死偷拍了几名公司的老板聚众豪赌的惊人现场，幷在网络间热传。网民评论说，钱在这里就感觉是张纸。两年前，中国还不存在私人飞机市场，随着富豪数量不断增加，中国的私人飞机市场规模正直线上升，私人飞机正由富豪们的奢侈品变成商务出行的交通工具。据《东方网》报道，亚洲地区最大的私人飞机销售商亚洲jet执行总裁迈克尔·沃尔甚表示，10年内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飞机拥有国。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来自中国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2010年4月5日，赵本山以2亿多元人民币的代价，买下第一架公务机“本山号”；此人还开着它到台湾“示威”了一番，向这片虽然是中国领土却不同一个制度的地区人民显摆大陆人的“不差钱”。

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高低差距为55倍，这还是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在一年前发表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中的透露。他指出，中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约为31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中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55倍，而不是官方统计推算的21倍。报告显示，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的来源，目前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但据公开资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政府财政资金通过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大量资金使用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第二，金融腐败普遍存在。第三，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官员寻租图利行为。第四，土地收益的流失造成房地产开发商暴利和权力相关者灰色收入的来源。第五，垄断行业收入。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

至于政府在行政管理费用的庞大支出，包括一直不对外公开的所谓“三公费用”的支出。一直受到民众的关注和批评。黑龙江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陈永昌在《中国基尼系数逼近危机线，富人太富，政府太大，穷人太穷》文中指出，政府太大，养不起。因为收缴的税款大部分被用于养大政府、大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国公务员1900万，事业单位人员3600万，中国的财政收入2010年是5.4万亿，70%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行政开支了。

中国的这种社会现实状况，尽管当局及其御用宣传机器一再宣扬“中国模式”的崛起，也就只能忽悠自己没有选择权利的老百姓了。从前，毛泽东声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从而也给英语世界创造了“paper tiger”一词。想不到几十年以后，美国不但没有成为纸老虎，而且干掉了苏联，在全球独领风骚；如今，美国人剽窃了毛泽东的发明，给中国取了一个名字：“纸龙”。

最新一期美国《美国保守派》杂志中，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纸龙——我们是否高估中国的超级大国实力》，作者是E·韦恩·梅里。文章作者这样说，“‘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势不可挡’，‘美国的领头羊地位即将不保’——媒体这样说，也有人亲口这么对我说，而有些人20年前也是这样说日本的。苏联解体后不久，有人给我上课，说美国若不赶快实行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体制，‘这个国家就完了’。而那时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才刚开始。偶尔来点恐惧对于美国人骄傲自满的脾性或许不无益处。”

“但我们对美国权力终结的焦虑往往过了头，其错误不亚于低估潜在的对手。军队里以前的同事对某类情报官员嗤之以鼻，称之为‘威胁放大者’。这些人会说，俄罗斯有新潜艇了，我们也要造新一代潜艇。如今值得夸大的威胁在哪里?只有中国了。”

文章说，中国有2/3的人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以下，许多人仍生活在联合国极度贫困线以下。当然这也是一个巨大成就，因为毛泽东时代该国大多数人身处赤贫。但事实是，中国的人均GDP仍不在全球前100名内。对于中国来说，每一项统计数字末尾的一连串零往往会模糊实质问题。例如中国培养了许多工程师，但这根本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许多持有学位的人，充其量也就是技工。而中国领导人总是乐于提醒西方客人：该国每一种资源除以13亿、每一个问题乘以13亿会是多少。

作者指出，“中国是世界工厂，拥有庞大的出口盈余，许多产品的市场优势也日益明显。但中国出口业的成功不应遮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其庞大的国有部门存在政治主导投资和产出的种种弊端。或许我们应从冷战时与苏联的对抗得到教训，即以一个潜在对手来评估自身的做法毫无意义。美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驾驭内政，而不是盯着中国一举一动不放。”

作者显然是根本不将中国放在眼里，并将中国比作苏联。而全世界都知道，看似固若金汤、庞大而威严的苏联，只在短短几天中就轰然倒塌。

中国如今真是“纸龙”吗？2009年政府行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学者测算实际高达43.8%，今年，黑龙江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院长陈永昌指出70%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行政开支。更有调查显示，今年中国人的纳税钱，将被“三公”消费吃掉近2万亿元。此外，今年的维稳费用也高达9千亿元。贫富差距如此剧烈情况下，中国人养老金又没了！……

中国，也许真如美国人所言：一条“纸龙”，一戳就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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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谁在扼杀了中国底层知识青年的中国梦——答东方早报记者罗晟问
2010-07-14 14:10 | (分类:默认分类)
      第二代”农民工和“蚁族”大学生能否实现“中国梦”，能否靠自身努力发展事业，有没有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近日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作出上述表示。

      现年48岁的于建嵘7月6日专程来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解社会稳定问题。在讲课间隙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于建嵘强调，“中国梦”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公平地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实现这个梦想的前提就是，中国现在已形成的排斥性体制能逐渐消解，让每一个人的付出获得应有的回报。

      于建嵘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面对“官二代”和“富二代”肆无忌惮地抢占机会，破坏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会被破坏，引起对社会的对立情绪。

      近年来，于建嵘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厂调研，发现“第二代”农民工对于“将来会在什么地方”、“将来干什么”等问题的回答非常悲观，“他们每天都工作，却感到对未来没有希望，没前途。”

      于建嵘说，“蚁族”大学生面临的问题，和“第二代”农民工有相同之处，还是一个“希望”或“绝望”的问题。

      于建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战略中的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专家。他在学界，是有名的用脚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常年在底层行走。2001年，伴随着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的出版，于建嵘开始成为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2004年下半年，他主持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危害》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一场有关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并引起高层关注。

      近几年，于建嵘以观察性访谈为基础，结合制度文本和历史文献研究的方法，相继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工人和农民工的著作，包括《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等书。

户籍改革只做了表面文章

      户籍制度背后的东西仍没有破题，附加在户口上的择业、薪酬、医疗、教育、住房待遇、社会保障、福利等没有剥离。现在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不是着眼于解决问题，而是谋取农民手中土地的利益。

      东方早报：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战略中的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配套改革研究”的首席专家，请你谈谈课题目前的进展。

      于建嵘：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课题，目前是第二年。这一年多来，我们对全国许多地方的相关政策和实践进行了调查，对一些经验进行了总结。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全国各地在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仍没有破题。

      东方早报：你指的户籍制度的破题是什么?

      于建嵘：目前很多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做很多表面事情，比如户口本上，不是农村户口而是城镇户口了;外地人通过买房或者工作等，可以在本地落户或者变相落户了，但是户籍制度背后的东西没有破题，附加在户口上的择业、薪酬、医疗、教育、住房待遇、社会保障、福利等没有剥离。如果城乡一体化中间不能把很多问题解决，而只是给农民一纸户口，可能什么用都没有。比如说，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以及原来农民的土地问题尚未很好解决。

      东方早报：请举一些相关的例子。

      于建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张户籍制度改革要让农民得到实惠。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的改革不是着眼于解决问题，而是谋取农民手中土地的利益。

      比如近年来深圳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即“模糊”城乡户口差别，凭居住证享受一些政策和福利。有些官员就对农民说，你们全是城镇户口了，是城里人，怎么还能像农民一样要地?它改革的目的是拿农民的土地，改革的动机不是促进社会人员的自由流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很多地方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的动机不纯，很大问题是想拿农民的土地。

      还有一个例子，甘肃有个县为了完成城市化指标，县领导头脑一发热，把14万多农民的“农村户口”变更为“非农业户口”，说“我们这里没有农村人了。你种不种地没关系，大家都是城里人”。这一改也出现了新麻烦。当地农民发现，农村户口的时候，可能还能得到一个农村的补贴，但发现这次家电下乡，“怎么没有我们的份了?”于是有关方面解释说“你不是农民了，是城里人了”。但是农民说“我每天还是种地啊”。这种改革是有问题的。

盆景式改革在“造隔膜”

      城镇化道路必须进行配套的战略性改革，而非盆景式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很大背景的社会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是什么关系?

      于建嵘：在国内一些地方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也不能解决农民生活变化问题，还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离开农村、进城了，地要不要交出来?怎么交?

      中国城镇化道路，必须进行配套的战略性改革，而非盆景式改革。如果没有一个很大背景的社会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是有问题的。

      户籍制度要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目前缺乏一个城乡统筹，缺乏能让所有人自由流动的社会保障，目前农民不能享受城乡均等的社会福利。所以需要推进社会的一体化，给农村居民起码的公平公正。

      东方早报：改革户籍制度需要配套战略性改革是指什么?

      于建嵘：战略性改革要下决心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建立城乡统筹的、每一位居民或公民都能享有同等公共服务的体制。

      第二，中国不可能把所有农村都变成城市。中国的农村还是会存在的。怎么在城镇化过程中建设好农村，是当务之急。

      第三，所有的改革都应尊重人，让人享受到幸福和平等，但很多改革还在“造隔膜”。比如建房子，要建成都是给农民工住的地方。这是不行的。比如上海宝山区一公立学校，把本地户籍学生和并入的农民工子弟，用各种规定分为东部、西部，互不往来。再比如北京大兴区将一些村庄封闭管理，来隔开外地人口。这都是在人为制造等级差别。

不知未来的第二代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对农村没有认知感，也不想回去。推进城乡一体化，不考虑他们的特点是不行的。但第二代农民工的工资不足以支持他们落脚城市的梦想。

      东方早报：专门给农民工的建房是很强的身份属性?

      于建嵘：对。这是不行的，牵涉第二代移民的问题。第一代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有对农村的认知，打工赚钱最后想到的问题是回农村家乡盖个房子。第二代农民工完全对农村没有认知，没有要回去的想法。现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户籍制度，不考虑第二代农民工的特点是不行的。

      我前些年访问过大量第二代农民工，主要问一个问题，“你将来会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继续问，“会不会回老家农村?”他们的回答是“不回去”。他们认为将来最好的打算是在小城镇买一个房子、开一个小铺子。这种回答是对未来非常悲观的。

      东方早报：能不能谈一些在调研第二代农民工时的具体例子?

      于建嵘：2008年我们在深圳调查的时候，在一个做纸箱的工厂遇见一家三口人，父亲带着女儿、儿子，三个人都在那里打工。我问父亲将来会做什么?父亲说再做几年工就回老家去。我接着问他女儿，“将来干什么?”女儿回答说最大的希望是遇到一个合适的老公，“老公最好是县城的，将来不出来打工了。”我最后问他儿子“将来干什么?”儿子说“没想法”。

      这家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儿子说“我怎么知道将来做什么呢?反正我不回去(农村)”。这家人已经在老家建了房子，我继续问他儿子，“未来在不在老家讨老婆?”他回答，“那怎么能在家里讨老婆?不能。结婚可能在农村办个喜事，但是肯定不会待在农村。我又不种田，而且家里也没地。”我继续问，“你想不想在深圳待下来?”他说“想”。

      比较而言，一个在城市里有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对生活是有预期的。通过这个工作，你能预期通过工资买个房，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结婚生子。比如在上海已经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房价再贵，还是想办法买一个房，工作下来再说。但第二代农民工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资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梦想。

漂移的社会

      现在整个社会在漂移，人在漂移，心也在漂移。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对待农民工的方式，是缺乏人性的……把人当机器来管理。

      东方早报：从你的调研来看，第二代农民工面对生活没有远景、缺乏事业感的问题，对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于建嵘：针对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我几年前提出了一个概念“漂移的社会”。这最早是我写的《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一书的标题。

      现在整个社会在漂移，人在漂移，当然心也在漂移。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对待农民工的方式，有一些是缺乏人性的。

      我在深圳采访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每天都工作，却感到对未来没希望、没前途。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工厂管理缺乏人性化。

      富士康事件暴露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这一点。比如说住房，不管有意或无意，工厂偏偏把河南人、广州人、江西人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彼此生活习惯不同，甲爱吃辣椒，乙爱吃大蒜，方言不通，互相之间话都不讲一句。

      这种把人当机器来管理的方式，是缺乏人性的。在这种居住条件下，第二代农民工和原来的生活是断裂的。假如让几个老乡在一起住，他们互相之间能有一个交流，把习惯吃馒头的都安排在一起住，有什么不可以呢?有“组织”有“群体”是否一定不利于管理?目前却是一定要把吃馒头的、吃面条的、吃面粉的、吃大米的人都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住。这个过程中间，不仅仅是一个户籍的问题，而是第二代农民工怎么从农村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

      东方早报：请你总结一下，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遇到的困境是什么?

      于建嵘：目前第二代农民工遇到的困境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没有钱，工资不足以支持融入城市。

      第二，不能融入社区的生活。所以每天工作就像机器，每天最大的盼望是放假能够回去，每年最大的盼望是过年回家。哪怕放假三天，哪怕春运一票难求，还是要回去，过几天再回来又变成机器。一年重复一年。这样还有前途吗?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由于户口等制度性原因，他们没有可能成为城里人。第二代农民工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不仅会遇到土地和户籍的问题，还有人性的问题，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城市的碎片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能只是会操作某种机器而已。政府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不是将他们隔绝在城市的“孤岛”中，或者像碎片一样游离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长期看，住房也是必需的。

      东方早报：你觉得通过技能培训和职业学校，能否有效将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于建嵘：这种培训只有培训工作技能的职能，没有帮助融入城市社会的职能。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能只是会操作某种机器而已。政府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帮助他们了解城市、融入城市社会，帮助他们过上城市化的社区生活，而不是隔绝在城市中的“孤岛”中，或者像碎片一样游离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另外，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长期看还需要住房。现在社会对第二代农民工的转移，没有一个住房的支持。比如我采访过一个工厂的两口子，他们都是工人，但是工厂的规定是不允许他们住在一起，又租不起房子，所以两口子一见面更愁，没有地方在一起。我在深圳调查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夫妻在同一工厂打工，厂里人为地把夫妻割裂开来，要不有些厂子提供“夫妻房”也上不了新闻了。

      我也访问过这些工厂负责人，他们觉得自己有道理，工厂宿舍不是解决家庭分离的地方，“我们这里只是打工的地方。”而工人的工资却承担不了租金，政府也没有住房方面的帮助。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

      东方早报：你的建议是在工业化发达的地区，政府建立保障性住房时要多考虑农民工的需求?

      于建嵘：这首先能避免农民工家庭的隔离，使他们能够有办法融入城市社会。要让他们能够感觉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比如两口子在这里打工可以拿到3000元，能租到政府的房子，给政府500元一个月的房租，这样他们可以把小孩带过来，让小孩可以在这里读书。在对城市生活有预期的情况下，这两口子自己就会考虑，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把家里的土地转出去。

      现在非常明显，农民工从总体来说是没有可能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对于一个没有可能性的人，他会怎么想?如果现在跟农民讲，你到了城市里，给你户口，但这有什么用呢?没地方住，孩子没有地方读书。这需要一系列政策性安排。

不要光琢磨农民的土地

      不要天天琢磨农民的土地，而是要使农民自己能够转移出去，那地不就自然能出来了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改革，在“老百姓”看来，都是在“通过你的改革，剥夺我的利益”。

      东方早报：目前城市在为城市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还存在较多不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也面临很多困难。

      于建嵘：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方向一定要明确。你不要天天琢磨农民的土地，而是要使农民自己能够转移出去，那地不就自然能出来了么?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在琢磨农民的土地。比如重庆进行的宅基地交易是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重庆的农村土地交易所成立一年多来，舆论认为重庆通过“地票交易”，开辟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途径。

      于建嵘：重庆的宅基地交易改革，实质就是在国家对农地刚性保护的政策背景下，把一些宅基地进行交易，把宅基地指标集中起来，以突破国家对耕地保护的用地指标。

      重庆的做法是农地流转的一种形式。很明显，农民的宅基地都可以拿来挂牌，因为不涉及基本农田，并且可以解决一部分用地指标的问题。这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中间也有猫腻。比如你在偏僻的农村，有占地一亩的宅基地，你可以拿来挂牌，但是人家买的不是你这亩地，而是这亩地的指标。把宅基地复垦成农田后，就可以在城市郊区借用一亩农田，这是一种农地的置换。结果，是把郊区的农地变成了宅基地。而一亩熟地变成的农田，亩产可能有1000斤，一亩宅基地变成的农田，产量可能只有100斤，相差是比较大的。

      对待此类改革，我的意见还是要慎重些。要特别注意这其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不要变成掠夺农民土地权益的一种手段。

      重庆曾在2007年搞股田制改革，后来被废除。股田制让农民的农田入股，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大的问题是公司不分红，农民又能怎么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云南孟连胶农事件也是一个教训。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改革，在“老百姓”看来，都是在“通过你的改革，剥夺我的利益”。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户籍与农地改革四点建议

      把目前以户口管理为重点转到以人口管理为重点上来。探索“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的新模式。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对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分别赋予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的不同权重。

      东方早报：现在地方层面在土地改革方面的经济动力还是很强的。

      于建嵘：目前的情况是，如果没有利益冲动，则很难触动改革。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经济人，都是为了寻找利益而改革的。

      东方早报：根据你们的研究，你认为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于建嵘：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户籍制度的改革首先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上入手。中国的城乡户籍二元，其实际就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二元化，结束了后者，前者便只具有象征意义。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无论国家层面或地方层面上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是在一体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的两大内涵，一为全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依照相对公平的标准承担各自义务，亦依照相对公平的标准享受服务与保障;二为通过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共同发展，通过向弱势群体的适当倾斜实现共同受益、起点公平，以强化保障功能、保持社会和谐。因此，在旧制度向新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应首先淡化城市偏向，使户籍与社会福利逐步脱钩，通过先改内容后改形式的方式来缓和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再经过一系列过渡环节过渡到城乡一元的户籍管理制度，而不宜直接废除户籍制度。

      第二，科学地制定门槛标准，促进人口合理流动。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准入条件”代替“指标控制”，为实现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提供了依靠市场调节为主的制度前提。靠市场调节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

      由于各地经济水平、社会发展、自然禀赋等条件差异很大，中国必须走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发挥比较优势。例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把县( 市) 所在的城关镇和中心镇作为发展重点，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在西部不发达地区，地广人稀，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则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从集约化的规模效益出发，优先发展中心城市。

      第三，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尽快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现行户籍制度的缺陷主要在于其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特征。当前，许多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上已初见成效：取消了人为的、行政的户口“审报”制度，以准入条件取代计划管理，实行属地化管理和职业登记，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要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渐次推开，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加强和完善户口登记制度。把以户口管理为重点转到以人口管理为重点上来。运用现代技术，实现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探索“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的新模式。

      第四，实施户籍与土地制度配套改革，增加改革的整体性。为了让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增强城市经济增长的潜能，就需要把土地和户籍制度进行联动改革。应允许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同时，获得更多建设用地指标的沿海城市应更多吸纳非户籍常住人口为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具体来说：全国统一规划中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农村由于宅基地整理和复耕而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都可以在地区间重新配置。但在此过程中，土地的再配置要与户籍改革联动，哪里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就必须相应增加本地新增户籍人口的数量，特别是要接纳那些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非户籍人口。建立地区间土地利用指标的交易机制是效率和平等兼顾的举措。劳动力要和土地指标一起流动，推动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让更多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集聚的好处。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对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分别赋予GDP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的不同权重。

公务员考试不公是个很大的问题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

      东方早报：我们刚刚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中“第二代”农民工遇到困境，您如何看待一线城市城市里的“蚁族”现象?这些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一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被称为“蚁族”。一方面，这些大学毕业生需要大城市所提供的市场化环境来工作，另一方面，当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涨时，他们却退不到二三线城市，因为二三线城市存在有更复杂的裙带关系，缺乏市场化的机会。他们也面临对前景不乐观的困境。

      于建嵘：“蚁族”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生存。大城市机会相对多，但生活成本也高，刚毕业的年轻人，家庭无能力再支持的话，不得不过上一种艰苦的生活。但创业阶段这样也很正常，根本问题在能否靠自身努力发展事业、有没有机会向上流动。而恰恰这些地方出了问题。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一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因此，虽然“蚁族”们目前大多还处在希望与忍受交杂并存的阶段，更多地还是对自己提出“努力”、“坚强”等等要求，但如果不论个人如何奋斗也摆脱不了现状，被去利益结构化，很难说他们不会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拷问和思考，进而对社会不满，成为充满“愤青”意识的底层知识青年。面对“官二代”和“富二代”肆无忌惮地抢占机会，破坏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会被破坏，引起对社会的对立情绪。因此，“蚁族”真正的问题，和“第二代”农民工有相同之处，还是一个“希望”或“绝望”的问题。

      东方早报：公务员考试的面试环节目前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问题。比如公务员招录为何屡见“打招呼者”?

      于建嵘：现在看来，公务员考试不公是个很大问题。国家公务员考试是目前唯一给老百姓带来向上流动进入体制希望的制度。假如不能坚持公平公正，这个社会很危险。这是很重要的底线。假如我是个农民的孩子考上的话，这会给社会带来示范效应，即只要通过努力，就能带来社会地位。

      公务员考试能否保持公平，在中国不只是个用人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我们社会的底层社会知识青年，是不是能够感到有希望的底线。假如这个平台还不行的话，就只有反抗了。

      假如是“我比你考得好，而我没被录用”。这会带来什么?这不是安排一两个人的问题。这关系到对社会的基本信任问题，甚至关系到诚信的问题。

      一个社会有两个基本信心，一个是司法的公平，是保证我们权力受到侵害时有救济。另一个是社会的升迁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很多底层意识可以通过刚性公平的公务员考试来化解。我们希望，不要打断底层人群向上层流动的最后纽带。

社会底层已经形成

      “官二代”和“富二代”这种以身份而形成的社会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已基本完成。

      东方早报：你最近还在研究底层知识青年和社会稳定问题，请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于建嵘：这个课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办课题。今年初，我在接受新华社的访问时，提到了底层知识青年问题。他们把我的观点写成了内参。中央领导看后作出了重要批示，我们社科院就委托我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主要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研究一些现在社会的基本情绪，如有关底层知识青年、艺术青年、社会愤青的意识，以及这些情绪对社会判断带来的问题。

      比如个体的袭击事件，“3·23南平校园凶杀案”很明显是个严重的犯罪，但是网络的评价不一样，很多人认为该杀。新闻评价也有问题，一些报纸写到，记者坐在出租车上，司机说那个学校是贵族学校，非富即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对立的逻辑思维。

      “南平案”发生之后，我24号到了福建，我感到那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问题，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反官民问题。反社会心态和反官民心态是不一样的。比如上海“杨佳案”里，其明确目标只是一种人，即穿警服的男人，穿警服的女人不是他的目标。湖南永州“朱军案”，其明确目标就是法官。但是南平案不同，他把目标定为学生是因为学生好对付。所以这两类案件是不一样的。

      研究上述社会意识会发现，愤青最大的特点是认为“官民对立”。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愤青一定站在“民”的一边。这还包含了“游侠”的概念，“我主持正义。不管怎么样，只跟“官”唱反调。”

      关于南平案“该杀的”看法反映了很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我从南平回来之后，有个国家级的媒体请我去给编辑记者去讲座。我很意外的是一个30多岁的编辑，讲了一句让我惊讶的话，“我认为该杀，因为这些当官有钱的人，他们一出生就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就应该为此承担风险”。

      这是一种新的“出身论”。如果一个国家级媒体的工作人员有这种想法，就说明愤青不只是底层的愤青，而是整个社会一轮新的对立情绪的产生。这样社会将越来越隔阂，也说明社会底层开始产生，上下分层开始。

      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恨“富二代”和“官二代”。只要有年轻人当官，群众就马上说“他老子肯定是当官的”。为什么?因为这么年轻，很少有“没当官的老爸能当官的”。这是一个我们社会应该密切关心的问题。

      “中国梦”的含义

      中国梦就是每个人能在民主和宪政的政治体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公平地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东方早报：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美国梦。这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透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您认为，对于蚁族大学生和第二代农民工而言，中国梦是什么?

      于建嵘;我认为，这个中国梦就是经济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能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和公平。他们能在民主和宪政的政治体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公平地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个梦想的前提就是，中国现在已形成的排斥性体制能逐渐消解，让每一个人的付出获得应有的回报。

拆迁条例难消暴力拆迁

      一个拆迁条例解决不了非法暴力拆迁。这是个体制性问题。我们不能完全把鞭子打到基层官员身上。中央政府要在很多方面给地方政府减压。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给地方减压，才能给老百姓减压。

      东方早报：今年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您觉得这个条例正式实施后，非法暴力拆迁会减少么?

      于建嵘：不会减少。土地拆迁最大的问题是与地方巨大利益挂在一起。现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投资，最大的增加投资是房子和地。没有地就拆房子。这种巨大的利益和经济发展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不解决，一个拆迁条例解决不了非法暴力拆迁。这是个体制性问题，不是某一个官员的问题。所以暴力拆迁不会减少。

      东方早报：您对基层官员的判断是什么?现在出现了很多基层官员腐败的案件。

      于建嵘：我们不能完全把鞭子打到基层官员身上。在我看来，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的判断是有问题，都认为基层是贪官污吏，只有中央在做事情，只有中央的干部才是好干部。如果基层干部不为老百姓干事，我可以一票否决。这种思维下存在很大的问题。

      中国很多基层官员之恶是制度逼出来的，比如税赋重是制度规定的，不这么收能是全球第二富的政府吗?但是我们把鞭子打在基层上，说你乱收税。你说国税不足，地税补;地税不足，财政补;财政不足，工资补。当一个基层乡镇干部，不把钱从农民那里搞来，连工资都没有。所以我们要理解地方政府的难处。

      比如信访中很多问题是中央政策带来的，有些是很多年前的遗留问题，现在没法解决。而中央政府只要求地方将矛盾化解在源头，不论其是否有能力。另一方对地方政府加压，实行一票否决制。所以为保官位，基层官员不抓上访民众，不花钱买稳定，又能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把地方官员之恶认为完全是其人性之恶。职务之恶和人之恶虽有关联，但仍是两个概念。

      很多时候，中央政府要在很多方面给地方政府减压。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给地方减压，才能给老百姓减压。你对基层官员要有正确判断。基层官员当然会有腐败，吃吃喝喝是很大的问题。但是真正的大腐败并不在基层。我们要对基层官员有一个新的判断。不要把所有之恶都放在基层那里。

让人大代表专职化

      从基层开始，让人大代表职业化可以改变很多东西，让民众可以控制人大代表的晋升。以空间换时间，一步步推动社会进步。

      东方早报：进一步分析一下基层官员的问题，现在暴露出一些基层官员涉黑的现象，比如广东雷州一镇武装部长是黑帮骨干，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等人涉黑案。

      于建嵘：基层官员涉黑有几个原因。第一，多年的利益分化，产生了一些为了利益不得不拉帮结派的人。第二，一些干部为什么要利用黑社会?两个原因。首先是利用黑社区去获利。其次是利用黑社会做事。比如拆迁，拆迁并不是利用黑社会的官员想获利，而是利用你去把房子拆了。

      黑社会作为一种非政府的暴力化组织为什么能够与基层官员结合，有这样一种利用关系。当农民抗税的时候，有一种官员找一批烂仔，把税报给烂仔，然后收税，收一万税分2千给烂仔。因为官员收不回，且不能暴力。所以这些烂仔变成又黑又红的人。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目前基层人大的情况?媒体上经常出现地方的人大代表醉酒驾车撞死人，还有一些违法活动。

      于建嵘：这是很大的问题，谁在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你们这些人大代表。很多人大代表由一府两院的官员充任。所以没有办法利用人大代表去解决基层问题。

      我们建议通过人大代表专职化，这可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一定要建立民众对政府有信心的社会，让民众可以控制人大代表的晋升。通过这个办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通过这种职业化的办法，把那些想当兼职人大代表给自己贴金的人驱逐出去。这四年你就全职当人大代表，给你办公室发你工资，每天到办公室去接待老百姓，了解民心民意。这在四川罗江县已经开始。从基层开始，让人大代表变成职业，有社会保险、有份科级干部的工资，为老百姓做事情。人大代表职业化，能够改变很多东西。能够使社会一步一步推进，以空间换时间，从小地方来改起。

      现在维稳的成本多大?信访办的成本多大?这个国家需要一些和解，需要一些政治上的互相信任。社会需要重建新的结构，解决新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为社会提供一个方向，而人大代表职业化将加强民众与政府的关系，能够约束一府两院，为老百姓做实事。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blog/228705795/477726607

看着好累。。。。。太长

明白一点就是，为啥有钱了就移民

或者换个身份回来再挣钱。。